【内容提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载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重视并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活动中，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出版和传播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和传播
【正 文】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载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始终重视并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为了更清楚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发行脉络，本文分阶段概述。
一、20世纪初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及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1. 最初提到马克思名字和思想片断的是梁启超、朱执信等人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和译著中最初提到马克思名字和思想片断的是梁启超、朱执信等人。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此后他在著述中多次谈到马克思及其观点。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马尔克》(即马克思)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
辛亥革命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译介马克思及其原著的内容开始增多。1912年5-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文中简要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项纲领，还有一节介绍“资本论之概略”。1911年天津出版了《唯新人物考》一书，书中有“马格斯”(即马克思)简介。
2. 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思想界流传着五花八门的学说流派。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是作为国外的一种学说流派传入中国，影响不大。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用较长篇幅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其中提到列宁及其几项主张；1917年12月28日，我国华南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李宁胜利之原因》一文，介绍了列宁的一些思想观点；1918年3月起，《东方》杂志、《劳动》月刊、《晨报》副刊等，都相继介绍了列宁的生平事业。此后，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日益增多。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很快接受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把图书馆变成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此后他发起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它是秘密组织，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把马克思译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
3.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共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1919年4月6日，即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介绍”栏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并全文译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项纲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几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的陈腐观念，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19年5月以后，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较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译和马克思原著译文。5月5日，为了纪念马克思101年诞辰，译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又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译为《劳动与资本》。《晨报》在当时是影响较广、发行量较大的报纸。
《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为了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把他主编的第6卷第5、6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写了著名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北京《国民》杂志、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等重要报刊先后发表了较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列原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扩大，一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报刊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这些社团和出版物，虽然思想倾向不同，但都或多或少介绍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于1920年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于1919年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瞿秋白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1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具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报刊达200多种。这些活动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也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4.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成为历史的需要
从1920年下半年起，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先后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建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列主义的影响，他们还创办了革命刊物。例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就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共产党》月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介绍有关共产党的知识，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它被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
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陈望道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研读过社会主义理论，回国后积极参加进步思想宣传活动。1920年初，他开始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躲在一间破旧的柴草棚里，除了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还要防备敌人的袭击。他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译完本书。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它的出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共产党宣言》中译单行本第一版印刷1000本，很快赠售一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社会主义研究社又于9月出版了第二版。在不到两个月内，《共产党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列著作的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诞辰半个多世纪而没有尽早地在中国传播？二是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能迅速地在中国传播？
第一，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马克思主义没有尽早传入中国，其原因与相距遥远、文化交流不便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王朝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有关。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自己的臣民与洋人自由接触。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闭关自守的政策失效了，但排斥新事物的传统观念仍然很盛。
第二，封建军阀和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马列著作在中国传播的条件比过去有利。然而，因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继续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马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仍然遇到重重障碍。封建军阀和反动政府实行的“文化围剿”，对马列著作严格查禁。他们制订了种种统制革命文化的“办法”、“规程”、“条例”来抑制革命书刊的传播。
第三，与工人阶级的成长有关。工人阶级的一定革命觉悟，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的基础。19世纪中国现代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微弱。直到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杀和掠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使得中国民族资本在速度与规模上有一个空前的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前，产业工人增到200万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列主义传播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第四，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正是中国人民急于探索民族出路而又深感茫然之际。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是依靠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中国革命也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因此，能够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列著作。
第五，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启蒙运动，宣传科学与民主，帮助人民提高觉悟，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为后来接受马列主义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同时，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唤起了人们、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心。从启蒙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
第六，苏联的关心和支持。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极为关注与俄国毗邻的中国，曾先后写了多篇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列宁及其领导下建立的共产国际，特别注重对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我国能够很快传播的重要外部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诞生至新中国成立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极其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
1. 成立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出版发行马列著作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两个月，即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该社成立后，很快就公布了出书计划。计划中确定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以丛书形式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又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主要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为了满足各地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要，上海书店又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接着又在各地建立发行机关。于是在全国主要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销售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在这个时期，出现过多种质量较好的马列著作中译本。据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60多种。
2. 多次组织纪念活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多次组织纪念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许多地区都组织了纪念活动。例如，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同时编印了《马克思纪念册》；在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广东、天津等地也都以各种方式组织了宣传和纪念马克思的活动。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召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两万册。”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北京召开了“国民追悼列宁大会”，会后编印了特刊，并印刷了《列宁纪念册》，其中载有《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的部分译文。上海、广州等地的一些报刊也都陆续发表了悼念文章和列宁著作中译文。
北京大学的《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在1924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6周年出版了“马克斯纪念专号”，发表了《马克斯年谱》等四篇文章。1925年5 月《中国青年》出版了“五月第一周特刊”，发表任弼时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7周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号召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北方党的《政治生活》也发表过纪念性的社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
1926年一些地区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45周年的活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成立了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新青年》也发表了纪念文章。
3. 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出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30年底，国民党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也进行了“围剿”。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训一览》，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中，开列自1929年至1935年间以“共产党刊罪名”而被查禁的有近500种，包括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采取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派遣特务威胁、追捕著译者和出版者，甚至利用暴徒袭击和捣毁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等文化机构。
广大文化出版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为了摆脱敌人查封，在翻译出版马克思著作时，常常变换译著者的姓名，有时把书的封面加以伪装。出版机构经常使用托名。有时出版机构遭到破坏，就再建立新的出版机构，继续出版马克思著作等革命进步书籍。1927年，长江书店先后在汉口和上海被国民党封闭，1928年他们就在上海建立地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1929年无产阶级书店被封闭，他们又成立了华兴书局。
当时的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然而，在国民党发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以后的两个多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就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单行本。《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仅上海一个地区就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50多种。
4. 革命根据地出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在此期间，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在这里，党中央和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这里的文化出版工作者仍然想方设法，用土纸、油印、石印、木板印来印制出版了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由于战斗频繁，翻译有困难，中央苏区就组织力量，大量重印马克思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国统区出版和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达到100多种。
5. 抗战期间中共组织和领导出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情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延安是党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3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党中央于这一天在延安建立了党的第一所马列学院，学院中有一部分同志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不久，党中央又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央出版发行部出版的马列著作开始用“解放社”名称。
解放社成立不久就同时出版了革命导师的言论汇编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两套书学习使用比较方便，受到了广大干部的欢迎。解放社先后出版多种单行本，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新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等译)、《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1940年)等书。
1941年5月，解放社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还自己选编并出版了《论马恩列斯》等书。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很差，没有必要的印刷机器设备，印刷用纸也十分短缺。解放社印刷马列著作尽可能用最好的纸张，但是有时保证不了，就用自制的通草纸。
此外，解放社还出版过著名的多卷本“两大选集”和“两大丛书”，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包括12种著作；《列宁选集》原计划出版20卷，后来实际出版了 16卷。令人注目的是，解放社在该书出版“序言”中指出：出版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广大的革命战士和一般先进读者，根据列宁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列宁学说，以提高自己的政治与理论的水准。原因是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谋求解放底武器——理论与策略。唯有正确地掌握着这一武器，中国革命底胜利，才会有充分地保证。”从这段序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着马列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出版马列著作的一个重点地区。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同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劳动价值说易解》、《论犹太人问题》。后来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中国问题评论集》(1938年上海珠林书店)、《马恩科学的文学论》；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马恩合著的《资本论通信集》、上海南潮社出版了《法兰西内战》；1940年上海北社出版了《论弱小民族》、《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等书。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出版机构，也曾出版过多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据统计，抗日战争8年间，我国各地区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超过120种。
6.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和传播工作的组织及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许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都先后出版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出版和传播的工作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的。解放社在短短的4年间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其中包括1946年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土地问题》和博古译的《卡尔·马克思》；1948年9月出版的解放社自己选编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1948年11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土地问题理论》；1948年12月出版的何锡麟译的《论国家》；1949年5 月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殖民地问题》；1949年8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何思敬译《哲学底贫困》等书。
这里应特别谈到的是，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送交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12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马克思主义著作。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三百万册。这12种“干部必读”，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期，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本数量显著增多。苏联出版马克思著作中文本工作，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几年里，苏联出版的马克思著作中文本有几十种，几乎包括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苏联出版的中文本，我们的出版机构全部重印过。苏联提供的中文本，译文水平比较高，印刷质量比较好。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有多卷本，其中也有单行本，有些重要著作有好几种版本，这就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
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优越条件。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它是全国性政治书籍出版社，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1953年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它是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编译的机构。从此，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和传播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
为便于读者，本文将新中国成立56年来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分为四类，概述如下：
第一类：全集和补卷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过“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三大全集”的“补卷”。这些书基本包括了全部的马列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1955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并参照德文原著译出的。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开始出版第1卷，至1974年12月出齐39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40—50卷(补卷)。内容包括没有编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9卷的其他著作。第1-50卷共3，200万字，印数达600多万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是中央编译局以该全集中文第1版为基础，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俄文)和德文版重新编辑和译校的，全书共 60多卷。人民出版社从1995年开始出版第2版，到现在共出版近20卷。按现在的进度，出齐60多卷全集的时间应在2020年以后。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共计1，500多万字。人民出版社从1955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 1963年出齐39卷，印数达427万册。《列宁文稿》第1-17卷，是《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的补卷。它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没有收入而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共55卷)和《列宁文集》俄文版中收入的文献。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0卷，是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的我国自己编辑的第一套全集。总字数为《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1-39卷)的两倍多。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3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版《斯大林全集》译出，共计340.9万字。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9月出版第1卷，到1958 年6月出齐13卷，印数达650多万册。《斯大林文选》(1934—1952)是《斯大林全集》第1—13卷的补卷，共46.4万字。人民出版社1962 年8月出版。
第二类：选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选编。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110篇，书信96封，共180万字。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初版，先后出版6种版本，印数达873.7万部。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是中央编译局在原版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的新版本译校而成，内容有一些调整，首次节选了《资本论》较多的篇章。本选集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列宁选集》第1-4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选编的。收入列宁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205篇，共257.6万字。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先后出版3种版本，1972年为第3版。印数达86.5万部。
新版《列宁选集》第1-4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在原版基础上译校而成。本选集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3版。全套书320万字。2004年3月第4次印刷。
《斯大林选集》(上、下卷)是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收入斯大林1901—1952年临终前的主要著作58篇，共计102万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精装本，印数12.5万部。
第三类：选读本
在出版上述选集、文选、文集的同时，有关部门还编选出版了较多的“选读本”。“选读本”将马列重要著作(大部分是整篇著作)分门别类，便于系统地集中地进行研读。“选读本”出版种类较多。这里仅列出近年出版的书目。例如，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资本论〉导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编导读》(文科研究生通用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资本论》(选编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等。
第四类：单行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除了出版选集之外，为了便于使用，还出版了大批的单行本。主要的马列著作基本上都有了单行本。而且许多单行本还不止有一种译本。例如：《共产党宣言》有3种译本、《自然辩证法》有5种译本。近二三年出版的有：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共产党宣言》(纪念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资本论》(缩译彩图典藏本)等。据不完全统计，马列著作单行本共翻译出版300多种。
第五类：专题文集、言论集
为了系统地学习经典作家关于某一个方面问题的论述，许多部门和个人先后选编了一些专题文集和专题言论汇编本。据统计，建国以来共出版专题言论汇编本有 200多种，这些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为适合广大干部、群众一般读者学习使用的，另一类是为适合教学、科研等专业人员学习使用的。近两年出版的书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资本市场》、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马恩列斯毛邓江论工人阶级政党先进性》、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生育文化》等书。
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的历史概况，我们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与中国革命的发展休戚相关。这个过程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列著作的传播，无论在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环境，也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始终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